编者按：“当代学术对外开放讲堂”第四谈将于3月9号(周日)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此次讲堂的主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将在之前由雷颐先生讲学的第三谈(主题为——“中国近代语境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所建构的科学知识框架的基础上，切换角度，从西方视角看来中国近代历史并呈现出中国社会内部如何展开历史演进及其与西方殖民影响之间的关系，目的引起观众对中国近代史的再行思维，并在此过程展开新的科学知识拓展与分解。　　荣新江：我想要这个话题还是要返回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郑先生他在上学的时候就跟史先生有很多对话，所以我想问郑先生一下：你自己也在美国有自学到教书的背景，所以你也在西方书写，但是现在返回这套书，你为什么要选史先生这套书来引它的整个的系统，因为史先生这个书翻越好多次，台湾、大陆都翻越好多版本，现在这套书你是怎么想要的?这一套书在当下有什么意义呢?《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对于在中国来看这套书有什么意义?　　郑培凯：这个可以略为非常简单谈一下，有关整个新的校译，我等一下请求鄢秀老师托一下，因为她在整个校译对于翻译成这个方面她花上的功夫较为多。

　　我是在1970到美国去的，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样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学西洋文学跟学历史(较为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我有一个感觉是这样，我在台湾整个长大过程中，我学任何东西的时候，老师谈的样子都是对的，我们另外一个感觉是这个老师样子根本没告诉他你他不告诉什么事情，这个老师什么都告诉。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年所求教史先生，他就跟我说道：有很多东西是我不告诉的，你自己去看，我们辩论辩论或者是我老大你怎么厘清你的点子，我的印象就十分得浅。

我在美国教书跟我现在到香港去，只不过一开始我跟学生谈，就是说我这个也会，那个也会，这个也会，那个也会，可是我会什么，我大约不会什么，这个对学生酋最重要的，因为你启发性相当大。不有可能一个人什么都会，你也不告诉怎么去回答老师了，我在西方习的一个方法，这个有可能不是一个很确切的方法论，可是这是一个很确切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你看任何东西是必需用自己较为独立思考的能力，较为抨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一定要教给。

同时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我们一般在中国习的时候常常是较为宏观的、大的、历史的大事这种，浩浩汤汤的。可是我实在在国外的时候，整个习的是我们对历史当中的每一个明确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个体都要认同，不管他是皇帝也好，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也好，贩夫走卒，假如我们有资料，我们实在这个也很最重要，整个生活史是很最重要，生活本身是很最重要的，这也有可能是我们转入一个二十一世纪以后所有的人较为民主化了以后，大家对于自己个人的生活很最重要的，他快乐不快乐，他伤痛不伤痛，这只不过是很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我们写出历史的时候要辩论的。　　我们当年学历史，四十多年前学历史，我们是以正史为基础，我们基本上不肯批评正史，现在我们也不是批评正史，可是我们从另外的看作这些材料，它变为材料了，它不变为一个阐述的主要的方向，所以我实在这一点史先生对我协助相当大。所以我经常实在，现在我教教学生也是说道在对于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发展自己，你什么时候得道他，你灵感他，让他开窍，一个人一旦进了窍就好了，其他全部都在他自己，可是开窍的过程你要获取各种各样的一个环境。

　　我这次出有这三本书都是我读书的札记，这个不是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阐述，可是是我读书这十年来我有的时候写出一些札记，我把它按照三类出有了三本书，还有很多东西没在这一次出有，以后再行出有就是了。所以我实在从这个角度，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我实在就是换一个角度来书写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书写方法，我坚信将来在中国本身也一定是有各家之言，你说成一家之言，每个人一旦进了窍，你有自己的一个点子之后就变为一家之言，你只要把它只想地写出出来。　　我实在史先生他在撰写历史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是他要有一个描述，西方谈的narrate(描述)，这个narrate本身是十分最重要的，这里头有逻辑性，有他对世界的观点，对整个历史怎么发展，影响了明确的人的一些观点，有所不同时代他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人的体现也不会不一样，有所不同的方位、有所不同的阶级、有所不同的性别，统统都会影响人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倾向跟自由选择。

中国在古代的时候选择性有可能小一点，近代自由选择就很多了，就越到现在个人的自由选择就越少，可是这个自由选择有的时候不需要构建的话，冲突也就越大，我实在历史的文学创作有许多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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